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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寻甸
杜文秀起义时期的两次寻甸会战
[作者:发布时间:2015-06-24 00:00来源:]

杜文秀起义时期的两次寻甸会战

马能俊

杜文秀起义时期,起义军与清朝政府军在寻甸进行了两次会战,会战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战斗激烈,影响深远。这两次战役,《清史稿》、《武功记略》、《致左宗堂函》、《滇事述闻》、《平滇篇》、《滇回记乱》、《三朝记略》、《白旗军东征战报录》、《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闻》、《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等文都有记载。只是有的记载把两次“会战”混为一次,事实上两次会战不仅年分不一,背景也不一,规模也有差异,结局更是迥然不同。

第一次会战是杜文秀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在大理起义建立大元帅府,并在滇西建立了五十八个州县的革命政权,使滇西呈现出民族团结、生产发展、人民安居、百姓乐业的繁荣局面后,于同治七年(公元1866年)由十八岁的女儿杜凤扬(人称小姐,清政府称蔡杜氏)代帅、由大司戌马国春为主政、大司寇李芳园为参谋,大司衡杨荣为监军,大都督蔡庭栋为都督,率大司和大将军数十名组成二十二万七千人的东征军,兵分三路向昆明进发。由于得到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东征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攻克了易门、定远、罗茨、武定、禄劝、元谋、禄丰、安宁。

“二月,开化镇总兵张元治、曲寻协副将马天顺、督标中协副将杨振鹏、署顺云协副将田庆余,以澄江、寻甸、昆阳、新兴(玉溪)叛”(《滇事述闻》)。

“振鹏等见西回大至,纷纷据城反。总兵马瀛洲弟兄亦与李芳园等协力叛,陷嵩明。杜文秀授元治大司制,守澄江;天顺大司成、守寻甸;振鹏大司略,守昆明;庆余大司抚,守新兴;胁降游击戳四马如标(马戳事)授东都大将军;马蔚率兵附之,授大司劲,合力围攻昆明”(《滇事述闻》)。

紧接着又东占领了呈贡、宜良、小哨、大板桥、黑土凹、昙华寺、太平村、马金铺;西占领了碧鸡关、黄土坡、白马庙、莲花池;南面占领了豆腐营、南岳庙、高家村、弥勒寺;北面占领了麻园、上下马村、张官营、麻线营等地,把昆明围成一座孤城。可由于没有及时果断地攻下昆明城,使战斗陷入了相持阶段的拉锯战。

第一次寻甸会战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四月,刘岳昭升任云贵总督(云南、贵州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向朝庭奏称“滇乱一日不平,即川防一日难撤,请令提督胡中和率川军援滇,移防为剿”(《平滇篇》)。待皇帝诏下,四川提督命崇实前往,崇实又命刘岳曙率领二千八百人前往,川军竟然不出。六月,刘岳昭只得招募了黔勇五营,以副将贺连璧率领大举进攻寻甸。于是李家福率楚军自马龙,谢景春自沾益,金祖凯、贺连璧自东川,以期会于寻甸。“李家福攻七星桥,烧木城三,渡河夺大小尖山。此时杨林匪(起义军)来援,拒破之。金祖凯攻破柳树河,连克村寨十余座,进驻清水沟。七月,李家福克青笼,马石二营垒”(《平滇篇》)。与刘岳昭一起擢升云南巡抚(云南的行政长官)的岑毓英派遣军队前来会合,官兵分别驻扎凤凰山和文笔山。李家福考虑,起义军碉堡林立,很难力取,在文笔山上观策,“上游有二河,可达草海,乃傍山筑堤,亘一百五十丈,障水灌城”(《平滇篇》)。八月,刘岳昭亲赴寻甸,将堤坝增高,起义军建于草海的营垒皆被淹没,但州城和周围的营垒却安然无恙。刘岳昭率军“向寻甸州前进时,恰值杨盛宗前来投效献炮,他自己所有的南京兵工厂制造的几遵大炮,不适用于滇省的山地,他乐得接收杨盛宗的赠品”(《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录》)。

“刘岳昭的队伍全系雇来的,不肯打仗,只想掳掠,他们都希望异日到各地去发财,他们进兵到寻甸州城外平原时,迅速占据几个险要地方,准备包围寻甸州城,不料寻甸州城内前此比较肃静无哗的,突然涌出大批密集部队,突击刘岳昭,掳去大炮四遵。连杨宗盛所呈献的也在内。刘岳昭的队伍全部溃退,刘岳昭本人原来在离城几里的小山上指挥作战,此时也慌忙逃跑,连他的衣帽也遗失了”(《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录》)。九月,刘岳昭返回曲靖,李家福攻法鼓山傍村寨,铲除了起义军在寻甸东部的营垒。接着进攻果马,攻克碉卡六个,平村寨二十余个,十月清军攻破张徐湾、塘子等十余个营垒。

会战中,原寻甸回民起义领袖之一,第二次围昆明后随马如龙一起投顺清朝,东征军向昆明进发后又反正加入起义军的马戳事(名马如标)看到清军筑坝淹寻甸,带兵绕道将堤坝决开,反淹死楚军二、三千人。

史迹拾遗

曾任起义军滇东南主要领导,后叛投清政府被任命为提督(省的最高军事长官)的马如龙率清兵来援,马青云(马如龙部将)在尖山击败起义军,十一月,刘岳昭亲攻寻甸。看到寻甸起义军遭围的严重局面,东征起义军的几员主将分别率军会聚寻甸。大司衡杨荣,也称骠骑大将军,是杜文秀阵营最英勇善战的主将,率军从富民、武定赶来,另两位大将,大司平马兴堂和大司卫姚得胜率军从昆明东郊赶来,在寻甸展开了激战。起义军未等清军“布阵就以‘土造兵法’‘野牛阵’冲入敌群,大杀三火,敌死三千,逃三千,夹死不活有三千。刘岳昭、李公成(李家福)、吴奇忠夜盾。后楚军曰:‘回子兵不讲理,打仗一窝蜂,杀人一蓬葱,阵式不排好就冲过来,草窝头、山沟头、窑洞头都跳出来,简直不讲规矩’”(《白旗军东征战报录》)“故至今传为笑柄”(《滇回记略》)。

激战中,起义军“横扫羊街、马过河、张安屯、摆宰、河口、天生桥等外围营垒”(白旗军东征战报录)。

第一次“寻甸会战”,两方投入总兵力近三万人,经过半年的战斗,由云贵总督亲自指挥的这次战役却是以清军的失败,起义军的胜利而告终。使“民寨复叛,遍山竖白旗迎贼,围师溃。岳昭退守曲靖,上疏自劾,诸将降革有差”(《平滇篇》),刘岳昭也被“革职留任”(《清史稿》)。

第二次会战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开始。正月,起义军从寻甸进攻马龙、沾益,威胁曲靖。也就是这个月清朝总兵杨玉科奉巡抚岑毓英之命从已被其占领的元谋、武定、禄劝、罗次、四州县抽调精锐进入寻甸,“一战而平柯渡,再战而克可郎”(《武功记略》)。为此,三月被岑毓英保奏“免升参将,为副将补用,并加励勇巴图鲁名号”(《武功记略》)。由此杨玉科更加不可一世,带领清军和在柯渡可郎被俘的起义军俘虏从牧羊、阿子营、邵甸(现嵩明县白邑坝子)进攻驻扎在嵩明的杜凤杨、李芳园、蔡庭栋、马兴堂部。而在这时杜凤杨、李芳园等却作出了一个十分错误而又荒唐的决策。妄想以假投降的办法混入昆明城内,夺取昆明城,竞向杨玉科投降,“并交金、银、铜、木伪印六百多颗……又获约值银五十余万两银的军火、粮米”(《致左宗堂函》)。这些军火、粮米运往昆明极大地缓解了昆明清军的困境。

这一举动影响十分恶劣。堂堂起义军的统帅部,杜文秀的代帅,亲生女儿杜凤杨;东征军的都督,杜文秀的女婿蔡庭栋;起义军的参谋(相当于当今的前敌总参谋长),杜文秀阵营的主将之一,身为大司寇的李芳园;起义军的主将之一,大司平马兴堂等居然投降敌人。这给整个东征军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统帅部投降以后,李芳园又被清军杀害,杜凤杨也被岑敏英下令“处决”。虽然经过马德新的努力,马如龙答应义释了杜凤杨,但仍由马如龙命人杀了一个貌似杜凤杨的叫花女和她的两个使女秦香和宝莲,并将她们的头颅涂上石灰挂在白鹤桥。在当时和以后的时间里已在社会上造成杜凤杨和李芳园均被清政府处决的事实假象。统帅部的投降,代帅和总参谋的被杀,极大地动摇了起义军的军心,并使整个起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几个月的时间就使起义军士崩瓦解,大司疆段成功于八月率军投降,大司衡杨荣只身逃回大理,大司政刘诚、大司勋米映山战死,最后逃回大理的仅五、六万人,起义军东征彻底失败。

史迹拾遗

寻甸的起义军从马龙、沾益撤回后,继续与清军进行着顽强地战斗。五月,刘岳曙、刘岳睃等“分三路进攻七星桥,破碉楼十余,悉取楚军故所屯文笔山诸隘而列营焉。谢景春自三营出贼不意,夺取章格卡。吴奇忠驻中河,窥塘子”(《平滇篇》)。

史迹拾遗

“吴永安、张保和派令兵练换穿楚军号衣,仍用楚军前往诱敌。贼众悉(协)力追击,张保和、吴永安两军前后夹攻,阵斩贼众千余。马戳事被张保和兵练枪毙”(《滇回记乱》)。此时传来东征军统帅部投降清朝的消息,寻甸起义军首领马天顺审时度势,心想嵩明一失,寻甸就处于嵩明、马龙、东川的包围之中,且由于东征军统帅部的投降,东征军必然失败无疑,为了避免寻甸人民惨遭屠戮,马天顺致信给先前和他一起起义,活动在塘子一带,后随马如龙投降了清政府的马广,表示愿意投顺清政府,刘岳昭闻讯欣然应允,命刘岳曙整部开入寻甸,“于是果马、罗冲(大营)、古城、羊街横亘二百余里,村寨一百三十余皆反正”(《平滇篇》)。马天顺的投顺清朝,确实避免了寻甸像滇西一带所遭到的血醒屠杀,客观上保护了寻甸的回族人民,使寻甸一直是全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

寻甸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晚清的咸(丰)同(治)年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仅涌现了马荣、马天喜、马天顺、马擢事、马广、马映东等起义军的领军人物。先云贵总督恒春来“寻甸抚回,几被贼掳”(《滇回记乱》),后马荣又率军占领昆明,杀死后任云贵总督潘铎,寻甸的起义军在滇东北纵横驰骋,为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作出了英勇地斗争和牺牲。

“寻甸会战”的史迹将永远闪耀着它的历史光辉。

【注:马德新,字复初,中国回族四大经学家[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之一,马德新又是继承前贤的集大成者;他曾是咸同年间领导全省回民起义三次围省的主要领导人,后被马如龙挟持投顺清朝。被清政府封为二等伯克,滇南回族总掌教。但他一直心系革命,暗中支持指导革命,事实上成为云南以回族为主的各族农民起义的精神领袖,人称复初巴巴。(读音为“把”bǎ,回族称爷爷和年长者为“巴巴”),1878年八十四岁时被清政府派爪牙马忠杀害于呈贡县安江村。】

­ ——原载《寻甸民族文化》